近日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台北与企业界人士交流时，提及了2026年地方选举与2028年政权更替的相关话题。她表示，国民党重返执政“有100%的把握”，接着又谈及两岸关系，指出过去的和平红利不应随着政权更替而消失，未来必须建立可持续和制度化的安排。这个“100%”实际上反映了她为国民党设定的竞争目标：在2028年的选举中，不仅要批评民进党，还需提供一条减少台海风险、恢复交流和扩大经济机会的可行路径。郑丽文将2028年与两岸和平结合在一起，试图将国民党长期关注的两岸议题重新转化为现实治理问题。她希望表明，若政党更替，不仅执政团队会改变，两岸沟通、经贸交流及人员流动的稳定性和台海危机的缓解也将受到影响。岛内近期关于“和平谈判”和“和统”的讨论重新升温，这为她的政策路线提供了舆论支持。然而，扩大讨论的空间并不意味着岛内已形成统一共识。

郑丽文此次宣称的“100%”并非预测选情的依据。她在同一场演讲中也承认，目前国民党内部整合、基层动员和年轻选民参与等方面仍面临挑战，多个县市的选情依然胶着。民众党也强调，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处理2026年的地方选举及蓝白合作。郑丽文并未掌握一张可以立即兑现的胜选保证，而是在为全党设定明确的目标，同时将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纳入2028年的竞争框架中。她之所以关注两岸和平，基于现实需求。自2016年后，北京和台北的官方沟通机制已长期停滞，双方对“九二共识”的政治基础存在明显的分歧。近年来，虽然两岸的经济交流未曾中断，民间往来也保持了一定的联系，但在旅游、航线、农渔产品、司法协作及军事实务等方面的摩擦，未能及时应对的政治风险渠道明显不足。

国民党需要与民进党拉开政策上的距离，而恢复两岸沟通正是一个容易形成清晰识别的切入点。今年四月，郑丽文率团赴北京，与对方会谈时提出了“和平制度化”的概念，主张重新建立协商机制，确立可持续的对话与合作框架，希望两岸关系不要因岛内政权更替而大起大落。九月时，她再次引用过去八年关于交流成果的失落，借此表达自己的担忧。郑丽文希望未来的和平安排可以像经贸制度一样富有粘性，以致即使后续执政者政治立场不同，也需考虑撤销的成本。

郑丽文为国民党设定的考验是，将“和平”从口号转化为可持续运作的制度。只要两岸的沟通仍然依赖特定政党、个别政治人物或某次会面，和平红利就可能因选举结果而反复归零。她多次强调制度化，实质上是在回应国民党过去在两岸政策上表现薄弱的问题。她选择在企业界面前阐述这些想法，很容易理解，因为企业关注的是随时可能变化的规则，政治口号则位于次要位置。关心的议题包括航线是否会被缩减、产品能否顺利进入大陆市场、供应链是否会受到政治摩擦的干扰，以及台商是否会面临新的出入限制。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经营成本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机票、旅游、就业机会、农渔产品销售、探亲，这些问题比起宏大的政治叙事，影响更为直接。

因此，国民党是否能够将两岸和平建设成长期的政治资产，取决于谈判结果的持续性和未来执政者想要推翻时需要付出的代价。郑丽文提到ECFA在民进党执政下并未被全部取消，便是作为一个例证。只要制度与企业订单、就业和市场建立联系，彻底撤销的政治意愿就会变得极其困难。

大陆方面也在不断强化融合发展的具体措施。过去三年，福建省出台了五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的政策，实施了206个重点项目，总投资额超过1.3万亿元。今年前八个月，闽台旅客往来达208.74万人次，较去年增长20.64%，其中“小三通”旅客为158.36万人次，增长25.34%。相关项目已涵盖住房、职业资格、交通、产业、公共服务及农渔产品市场等领域，将原本抽象的融合政策转化为具体的成本、便利性和市场机会的安排。

这条政策路线在岛内能否持续扩大，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普通民众是否能感受到实际成果。无论两岸的讨论多么频繁，也无法替代就业机会、订单、旅行便利和安全感。郑丽文将2028年定义为一场政策路线的较量，选民的观察将聚焦于恢复沟通能带来何种改善，而围绕两岸议题的争论也将继续涉及安全政治关系及现实治理。“和平”是否能够成为一种可验证的生活体验，将直接影响这一政策讨论的走向。如今，在岛内重新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和平统一能够为台湾带来的利益开始被一些人重新评估。过去两岸关系较为缓和时的人员往来、经贸合作、旅游、就业等领域都更加活跃，企业面对的政治风险也相对较低。对一个高度依赖外贸、能源进口和海上运输的经济体而言，维持台海的长期稳定，本身就是降低经营成本和增强投资信心的重要条件。两岸产业联系已经持续几十年，大陆具备庞大的消费市场、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及不断扩展的服务业需求，而台湾在半导体、精密制造、电子和现代服务业方面也有独特的积累。如果两岸能够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，拓展市场准入、产业合作及人员流动，台湾企业将可享受更大的市场规模。